浅析新冠肺炎背景下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在全国各地都在齐心协力对抗新冠肺炎的大环境下,总是有那么一小部分人非要显得自己与众不同,不戴口罩拒绝检查,甚至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仍旧出入公众场所拒绝隔离。他们是否构成犯罪?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者是投放危险物质罪?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属于一个具体危险犯,不要求实害结果,只要达到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即可。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可以看做是一百一十四条的结果加重犯,第二款是在说过失犯本罪的情况,而过失犯罪则必须是实害犯。

      在明确了刑法规定的前提下,我们看传播新冠肺炎的行为到底是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法对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要求是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新冠肺炎确实属于传染病,但它现在却属于突发性传染病。在2003年非典时期,出台过一个司法解释,规定故意传播突发性传染病病原体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构成的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面对新冠肺炎时的态度与非典时期相同,所以针对传播新冠肺炎的行为,也不认为是投放危险物质罪。

      罪名是什么我们已经可以确定了,那么新冠肺炎的确诊者、疑似者、普通感冒者拒绝隔离、引起公众恐慌的行为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呢?

      我们在网络中会看到这样一个视频:一个人出现了发热、咳嗽等症状,但他其实就是普通的感冒,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这个人非要到公众场所或者是电梯间内咳嗽、吐口水,造成了极大地公众恐慌。这种情况我认为是不够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因为认定一个行为是否足以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需要有证据来证明,而不是以一般民众的认知来进行判断。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普通的感冒无法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即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使民众感到了恐慌,也是不构成本罪的。公众是否感到恐慌并不是本罪的认定标准,“法律既要遵从民众的朴素表达,又要超越民众的偏见”。但是,我认为在运用科学方法进行认定时,必须是一种事前的科学判断,即在行为人实施行为时,是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可能性,而不是事后判断能不能危害公共安全。因为如果采取事后判断的标准,那就相当于开启了“上帝视角”,这显然不是法律应该使用的标准。

      而如果是一个新冠肺炎的疑似患者,实施上述的行为,那么他将有高概率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依据2月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的规定,如果最终造成了新冠肺炎的传播,这时他的行为就构成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当然,我认为这种“疑似”也必须是在科学判断下的“疑似”,而不是普通人认知下做出的判断。

      最后,一个确诊病人进入公众场所或交通工具拒绝隔离,依据《意见》的规定,直接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需要造成实害结果。如果行为人并不知道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出入公众场所导致新冠肺炎的传播,只有在达到了致受感染人重伤、死亡或者公司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才能认定其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绝不应该构成故意犯罪。

越是严峻的时刻,越要保证法律实施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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